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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有性别的太阳

来源: 《非虚构的我》 作者: 麦家 时间: 2014-02-10 阅读: 次

每个时代都有时尚。

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份和阶级的时代,把人划成两个阶级:革命和反革命;分成了两种颜色:红色和黑类。黑类又细分为五类,即“地富反坏右”,俗称“黑五类”。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:右派和地主。右派是我父亲,地主是我外公。两顶黑帽子,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,压在头顶,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,受尽屈辱和伤害。

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。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,老师出去看雪了,我们在教室里自习;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,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。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,起身想去关窗户,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。老师走到我面前,问我要干吗。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,我想关窗户。老师问我是不是冷了,我说是的。

老师说: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。

狗日的!

这就是那个时代!

老师都是如此,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。所以,我不喜欢上学,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。都说学校是育人的,教人以美德,授人以知识。但我的感受并不尽然。

我小学到初中,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,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:一男一女,男的叫蒋关仁,女的叫王玲娟。王老师是知青,胖胖的,演过沙奶奶。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——像他的名字一样,上课不用教鞭(全校唯有他),高个子,篮球打得很好。

十几个老师,只有两个似乎是少了些。但够了,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、正直、仁义和爱,是可以以一当十的。每次我受了欺负,赖在家里不去上学(这像一种慢性病,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),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。父亲是动武,用竹条抽打我,粗暴地赶我去;母亲是搬救兵,把王老师和薛老师搬出来说教,有时还直接把人搬回家,现场带走。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,我经常是人走了,但又不去学校,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,等放学了才回家,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。

假的真不了。王老师(她是班主任)看我一天没去上学,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,一问真相大白。所以,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。当然,老师登门了,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。

小学五年半,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、劝学,大门关了,又开了;开了,又关了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,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,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。

蒋老师,王老师,一男一女,一高一矮,像一对天使,像一个完美的世界,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、最暖处。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—

我心里有阳光

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

一个是男的,一个是女的

很拙劣的,但很真实,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。很难想象,如果没有这两位“天使”的爱,我的少年,包括青年,包括现在,会丢失多少崇高、美好的情感和力量。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,即使成了才,当了王,也将是狰狞可怖的——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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